宏泰简史（第三章）

点击数：41232014-09-25 08:07:15　来源: 武安市宏泰机械泵业有限公司

新闻摘要:大跃进与大调整

第三章 　大跃进与大调整

（1957年－1965年）

1、机构与人事变更

1958年，2月，在“大跃进”“总路线”推动下，全民“超英赶美”“一年等于二十年”的“大办钢铁”运动在我县迅速掀起。6月8日，为实现规模经营，我县将原由手工业者联合开办的白铁社、铁业社、蹄炉社、修配社等5个集体单位，全部合并到我厂。为此，我厂易名为《武安县农具制造修配厂》。随着大批工人随社并入，全厂人数由数十人骤增至245人，工厂也开始迁至原县木器厂旧址（即南关街666号，现厂址处，称南厂，当时铸造部分仍留在东厂）。厂内开始了一些管理的机构设置，按后来的李在珩书记的顺口溜全厂机构为：“机（车工）、钳、锻、白（钣金工）、铸，党、团、工、青、妇，文教、卫生配事务”一应俱全。厂内的各工种划分也更细。7月15日，我县撤销了《手工业联社》，成立了《工业局》。当按中央部署的大炼钢铁运动全面开始后，8月10日，副厂长郑树声被调出，支援武安钢铁厂建设，张家珍同志接任了副厂长兼办公室主任。12月17日，中央提出大搞机床运动，要“机械元帅升帐”。武安县委也提出了“全党全民大搞机床生产”。12月20日，武安县撤县建区（武安矿区），我厂由武安县农具制造修配厂更名为《武安矿区工业局农具制造修配厂》。行政上受武安矿区工业局和邯郸专署机械工业局双重领导。

1958年，李在珩同志自县社调入，任厂第二任党支部书记。

1959年，车工乔玉山（邯郸县人）在省会天津市获省级劳模光荣称号，这是我厂第二位省级劳模。9月，县重新恢复了手工业联社。

1960年，副厂长张家珍调出。王贵堂（军转，十八级干部）调入，任工会主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锻工原步高(河南林县姚村镇上陶村人)被提拔为副厂长。厂，成立民兵连，连指导员：李在珩，连长：原步高，基干民兵排排长：王鸿润，普通民兵排排长为：元凤山，全连共有基干民兵37人，有普通民兵30人。

1961年，5月15日，在撤消武安矿区重新恢复武安县后，我厂，再度更名为《邯郸专员公署机械工业局武安机械厂》，行政上受邯郸专署工业局和县工业局双重领导。9月18日，厂党支部补选二名支委：杨维山、佘勤。厂党支部今年由七人组成：书记：李在珩同志、委员有：牛成邦、原步高、郝德兴、桂秀生、杨维山、佘勤同志。

1963年，4月，我厂由县属地方国营奉命上划，开始隶属地区，所有财产全部移交。移交单位为：武安县人民委员会财政科和县工业局，接受单位为：邯郸专员公署农业机械局和轻化工业局。移交时我厂有固定资产241194元（其中房产为：88406元，“东厂”土地房产此时已全部移交到县，未含在内）。当年，自1962年的“大下放”后第一次招收了一名徒工--王政旭（武安青烟寺人）。

2、生产状况

1957年，为贯彻中央“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社”的精神，我厂大力开展了增产节约的群众运动。广大职工普遍采取“以旧代新，由零修整，废料回用，改进操作”等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被评为全县优胜单位。当年我厂计划年产铸造煤锹一万张，铸工孙平德改进了煤锹铸造方法，由沙模改为硬模，平均每张煤锹可减重半斤，仅此一项，当年就可节约铸造铁5000斤，不仅节约了宝贵的材料，因为煤锹的重量轻了，还受到消费者的普遍好评。为解决原料短缺问题，全厂2月底前就在社会上收购了废铁40829斤，还在厂内捡拾废铁6200斤。捡回铁钉30斤。铸工老工人耿如兰改进了套炉方法，使化铁时间缩短了四分之一，明显提高了焦铁比。车工佘勤同志改进工装，将车削管子的速度由每班4根达到了8根，提高功效一倍，仅此，年可创收4800元。即使是伙房也主动提出了节约目标。炊事员白梅(武安城关人)等人提出：“三勤三不误”口号（勤看火，勤添水，勤看锅，不误吃饭，不误喝水，不误点）每日就可节烟碳10斤，全年至少节烟碳3160斤。在产品上，我厂当年为满足农民要求，还试制出马拉收割机、小麦密粒播种机、切割机、红薯切片机、多咀喷雾器等一大批新产品。全年；总产值：89926元；职工总数：47人；人均销售收入：2952元，人均利润：598.45元。当年：固定资产：26165元；销售收入：138760元；利润：28127元；上缴利润：20704元，工资总额：26418元。提企业奖励基金:1070元.　　

1958年，一季度，以模型工古亮州(武安龙务村人)为主，试制成功多级、高扬程水泵，这在我厂开了先河，随后古亮州出席了省技术革新表彰大会。在“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中，5月初，县工业局派我厂铸工赵勤堂、梁运初赴山西阳城学习炼铁技术，回来后负责指导全县小高炉建设（当年我县共建有“阳城式”小高炉124座）。在大炼钢铁的热潮中，全厂职工昼夜不停地赶制吹风葫芦、平板车拖斗、铸铁管配件等，为大炼钢铁服务。我厂利用废生铁炒炼成低炭钢的做法，受到县钢铁生产指挥部的表扬。除此以外，还生产出：小五轮水车：650台；锄板：2000个；锄钩：1000个；耘锄：500个；铧：600个；“洋镐”：1500个；拖拉机小配件：15000件。为了武装自己，还做出各种“土设备”：35台。今年，因县里没有交通工具，县委副书记郭士辛，从午汲兵营里求援到一台已报废散架的美吉普车，用马车拉到厂里，要求将这缺胳膊少腿的车给修复。几乎是全厂职工、所有工种全下手，还请来邯运四队司机来帮忙，终于使这台“老爷车”又能重新上了路。职工们还骄傲地在车上写上红漆大字“人民铁工厂造”。这展示了当时我厂当时钳工水平。全厂全年消耗烟煤：243.2吨，生产用生铁：144吨，型钢：123.3吨，扁铁：11.2吨。当年，人均产值为：5860元，高于大名、邱县、成安、磁县等兄弟厂近千元，我厂被评为全省机械行业先进单位，受到省机械厅吴厅长的大会表扬。当年共计实现：利润：152297元；固定资产：97607元（今年新增21736元）；销售总额：716130元；总产值：635000元；工资总额；119619，上缴所得税：1657元。

1959年，在继续“大跃进”的口号下，工人们以忘我的精神参加建设社会主义劳动。维修车间工人郝金周(河南林县横水村人)等同志对从峰峰买来的部分龙门刨散件进行了拼装，在既无图纸，又缺加工手段的情况下，想法设法并较为巧妙地解决了各种难题，使这台刨车顺利投入了使用（该设备至现在仍可使用，已成厂保文物）。我厂在“生产竞赛”的运动中，因“一无大车间、二无大设备、三无大机床”而生产出每台自重达7吨的球磨机两台，与武安棉油厂一起被评为全区优胜厂。我厂安全生产标兵、车工乔玉山与棉油厂苗桂林等一起到省会天津参加了全省工业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乔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工人技术员杨肖明被安排到北京二道河中越公社安装展示了小五轮水车，当时有大批外国友人前去参观。10月1日，杨肖明还被安排在天安门观礼台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国庆观礼。在“大跃进”中，我厂技术革新项目，计划：85项，实际完成天车，地道、筛沙机、自动锉、双面自动锯、六面炉、红薯淀粉机、水磨、1吨导链等共89项。还生产出多级离心水泵：10台，暖风管：133吨等，当年：实现产值：48．6万元；拥有固定资产：215143元；利润：164880元；工资总额：111782元；销售额：792767元，奖金支出：6957元，还发出职工困难补助：12379元。

1960年，1月中旬，厂长牛承邦带领5名工人出席了全市工业、手工业、交通、邮电战线群英大会，因我厂“两突出”即：革新成果突出，生产成绩突出，厂长牛成邦被特别邀请到主席台就座。5月24日至6月28日，工人佘勤、杨肖明等人到省会天津参加了“双革”展览。为贯彻邯郸市委“无牛水车”（锅驼机驱动）专业会议精神，试生产出无牛水车设备一套，但由于当时密封技术不过关和我厂当时没有加工蒸汽机及压力容器的能力，未达到设计效果。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全年全厂共节约钢材：24吨，煤碳：35吨，机油：0.5吨，其它：12吨，还有其它物资可折款：2500元。当年开发的新产品有：大四通、嗑皮机、洗煤机、冷板机、洋灰母、纳底机、等85种。主要生产产品有：暖风管22套，水车：120台，洋灰母：553件，鱼尾板：17800块，洗煤机：1台，水泵：72台，制砖机、冷板机、切草机、红薯淀粉机各1台，高炉管：302.4吨。1960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是“四两指标”“瓜菜代”（代，为代食品）时期，尽管粮食严重短缺，吃不饱饭，厂党支部加强政治工作，党政领导与广大职工同甘共苦，共渡难关。因此，职工生产热情高涨，生产秩序稳定。年终仍然完成产值：234万元，比计划227.4万元提高3.4%。利润完成：140538元；拥有固定资产：222377元（其中：房产：83720元）；销售收入：656754元；工资总额：114304元；本年度因工作成效十分显著发出奖金：4345.27元，用于各种劳动保护开支：10864.39元。今年按上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安排，调出部份同志到各公社修配厂，支持“为农村、为农民、为生产”服务工作。今年年底还留有干部职工：200名，其中有：锻工：40人，铸工：55人，钳工：26人，车工：36人，白铁：(钣金工)6人，其它：12人，后勤：19人，干部：6人。

这一年有一批来自临邻国越南的留学生到厂里实习、考察，他们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工厂工人们的冲天般的干劲,十分高涨的劳动热情，表现出深深的折服。  

1961年，根据中央精神，厂制订生产出经营方向为：“一修、二制、三配、一提高”。由于农村开始逐步取消了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的“社会主义大食堂”，回复了正常家庭生活。可是，经过“大跃进”初期的收废旧钢铁“砸锅、剜门鼻”之后，家中已无必需的生活用具，所以生产火口、笼、铁锅等农村日常生产、生活用具，就成为了我厂主要的、十分紧急的生产任务。全年的主要产品产量：铁锅：16605口，“洋锨”（钢板锹）：23920张，锄板：2831个，铁茶壶：758个，鏊子：3429个，工业配件完成：25910件，农业配件：19675件，铸铁煤锨：2056个，小农具：3812件，生活用件：8485件，风嘴34个，13立方暖风管：3套，脱花柴皮机：7台，炉复皮：3套，围风圈：3套。当年：固定资产为：222377元；销售收入：388540元；工资：92040元；实现利润：54064元。下放部分职工后，年终留有干部职工：185名，其中铸工：54人，机钳工：73人。

1962年，今年处于低指标的最艰难时期，大批工人被再次相继下放，我厂职工由年初的185人，到年底仅留下了82人（其中：女工1名）。留下的工人身体状况普遍很差，因饥饿和营养不良，有部分职工“浮肿”严重。但是，全厂职工仍坚持了生产，（同时，为了生产自救，我厂自己耕种11亩地，用来弥补粮食和蔬菜的不足）当年生产产品：铁小桶：8485只，铁锹：6079张，铸铁煤锹：7673张，各种铁锅：1025只，铁箥箕：2147个。固定资产：241194元；实现利润：8830元。提企业奖励基金233元；工资：87305元；总产值：31万元

1963年，支援岳城水库建设，赶制水泥砖模型200多个。本年8月，我国北方发生严重洪灾，8月1日至8日，我县连降暴雨达到756毫米，为百年所罕见。全县受灾严重。刚修成不久的大洺远水库被迫炸坝泄洪，境内多座公路、铁路桥梁被冲毁，公路、铁路交通基本断绝，生产被迫停工。严重的涝灾使我厂锻工车间13间厂房全部倒塌，铸工车间也部分倒塌，仓库漏水十分严重，澄漕沟家属院也被淹。10月，经上级批准，邯郸专署工业厅拨专款10800元，省拨款2000元对铸工、锻工车间和仓库进行修建，至年底全部竣工。今年按上级指示进行了“三清”，上报损失：24959元，县已批，专署局批28243元，多批3283元（多批部分为材料差价费）。今年因水灾造成停工损失：1478元，水灾损失：830元。当年，职工工资状况，据资料记载，现摘录如下：按分配分类的办法以今年四季度为例，工资总额为：18100元，其中：计时工资为：9230元，计件工资：8640元。如按12月工资计算：全厂职工人均月工资：91元，分类计算为：固定工人（含干部）月均：92元，工人：94元，管理人员：79元（其中技术人员：115元），服务人员：57元，徒工：22元。当年生产产品为：水车链子502挂；水车管子：551套；铁笼：3500套；小麦脱粒机：7台；碾米机：15台；电水车：111台；水桶：800只；支农办电用件：7957件；农具配件：4719件；铁制小农具：8902件；铁锅：1143口；鏊子：425个，猎枪：6支；畜力车配件：1478件；汽车配件：309件，等。今年年终固定资产：222684元。销售收入：188258元。利润：12045元。工资总额：51370元。职工82人（生产工人：71人），当年提企业奖励基金：1797元。（累积节余：1380元）。完成产值：221000元。

1964年，上级下拨5400元的“四项费用”（技术组织、安全保护、零星固定资产购进、新产品试制）。当年除脱粒机完成外，动力水车正在进行改制。经过13次试验，试制成功背包式喷雾器和新式耘锄、铁耙等。由于各项工作成绩突出，我厂厂长牛成邦得以代表邯郸地区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机械工业工作会议”。今年上级利润计划分配为：10632元，“两赶三清”减分配为：16476元，年底完成：19659元，佔国家计划184%。国家分配上缴计划：7000元，实际上缴：14500元，超7500元。当年提企业奖励基金：2582元。销售收入：211229元，（计划分配为：200000元）。固定资产：243890元。

1965年，工人技术员杨肖明进一步改进了小五轮水车，更新了动力系统（可电动,也可柴油机驱动），该产品很快被省机械电子厅正式定型命名为“65―8”（65毫米管径，水提升高度为8米，每小时可上水10.5吨）型动力水车，我厂随后派人带产品，赴省会天津参加了河北省工业产品展览会。为满足植树造林的需要,提高劳动效率，我厂今年还组织试制了新产品：刨育林坑机。今年生产出:65-8水车：2551台，水车管子：2584套，水车链子：4372挂，铁笼：1021套，喷雾器零件：5250套，铜套：1100套，等产品。国家年初分配产值计划：28万元，中间增产节约调整计划为：30万元，实际产值完成：44万元。利润计划：14000元，实际完成：27971元，利润接近翻番。实际综合成本比去年降低9%。65-8水车降低成本消耗:10%。本年度固定资产：241605元。提留企业奖励基金：3307元，上级下拨新产品试制费：4500元，职工人数：102人。

3、三年困难时期与下放

从1960年至1962年，是共和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在这三年里全国人民积极落实党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冒进”带来的严重危害。我厂和全国一样，处于一种建设任务繁重，粮食严重短缺，职工营养极度缺乏的状况。突如其来的严重的困难,对企业党组织的战斗力和企业的凝聚力也带来了类似生死存亡的极其严峻的考验。

面对极其困难的局面，我厂党支部和厂部为稳定人心、切实解决问题，首先从加强伙食管理入手。根据生产任务,实行”干稀”搭配,早中晚定量等措施。炊事员白梅等同志积极想法设法，把“粗粮细作，细粮作多，代食品(将花柴皮、麦秸、玉米轴芯、红薯秧等粉碎后再加工成代食品当食品)勤作”，（勤作，主要是怕代食霉变）尽最大努力，创造条件来尽力保证全厂职工生活需要。

因生产任务重和营养严重不良，厂内开始相继出现了“浮肿病”，最严重时患病工人曾达到14名，其中特别严重者有7人。在困难面前，厂部、党支部响应党的号召，以对全厂职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采取措施，对患“浮肿病”的工人们采取措施:“集中小灶，适当休息，加强营养”，为方便照顾，安排他们集体住在一起。对为数不多的副食品，则集中使用，由厂医按人、按月、按数来统一发放。还结合民间土方、偏方积极进行对症治疗，使这部分职工能够打消顾虑，尽快回复健康。

“民以食为天”。在“低指标”时期，粮食供应的严重不足，全厂职工生活困难，吃不饱饭成了必须解决的大问题，这也是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仅凭空话是不行的。在十分困难的时刻，厂部、厂党支部为稳定人心，切实解决生活问题，落实“瓜、菜、代”（代食品）的来源，专门成立了职工生活委员会。书记李在珩同志亲自任主任，厂长牛成邦、工会主席郝德兴任副主任，另配备了6名十分过硬的生活委员。把全厂以车间、科室为单位，划分建立了“四个队”（车工，铸工，钳工、板金工，行政事务共四个生产队）。采取“五落实”。即：土地落实、工具落实、籽种落实、人地落实、种植落实。全厂干部职工，全力以赴，见缝插针，不等不靠，积极进行了生产自救。当时共耕种了土地11亩（火车站砖瓦厂调给土地4亩半，长远砖厂调给3亩，团城水泥厂调给2亩，厂内房前屋后挤出闲散地1亩半）。搜集各种菜籽34斤。配备了各种种地农具：锄40把，镢头50把，犁1张，排子车3辆，等共201件。对可种土地，当年立即种了各种蔬菜7亩、红薯4亩。然后因地制宜，实行有水种菜，旱地种粮，轮茬兼作，长短兼顾，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经过我厂全力生产自救和加强生活管理，粮食供应短缺问题才稍有缓解。

不过，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虽然物质极度匮乏，都吃不饱饭。但，全厂干群同心同德，爱国爱厂，充分展示出了我厂职工队伍的优良品质。在重重困难面前，厂党支部发挥出了坚强的核心作用，广大党员也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尤其是厂长牛成帮同志，以身作则，绝不搞一丝一毫特殊。在那个年代的各种“会”特别多，因为厂实行的是“顿饭制”，他经常会因为开会回厂晚而吃不上饭，炊事员们都心疼他，要给他做点汤喝，但都被他一口拒绝，夜里实在饿的不行时，就吃一点从家拿来的糠炒面来充饥。干部带了头，所以我厂的骨干力量，真正做到了：服从国家利益，以厂为家。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厂人心稳定，干劲不减，争作贡献劲头不退，仍然创造出了良好的业绩。

1960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按照党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要求，我厂下半年第一批共分流精简了75名干部、工人。被精简人员，原则上全部都安排到了各区和各公社农具修配厂，但也确有部分被分流人员未去报到或工作时间不长即回家的情况。

1961年，第二批下放职工25人，所有下放职工，全班到直接支援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厂党支部、厂部、厂工会组织留下的职工对被下放职工敲锣打鼓举行了欢送仪式，力求作到，使“走者满意，留者安心”的目的。在此期间，也有部分干部职工，主动要求调到了其它单位工作。（因我厂此时段的资料缺失，对第二批下放和调出人员分不太清楚，故在本书的附录中，将1961年离厂的所有干部职工名单全部列出）

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艰难的时期，我厂坚决积极服从国家的“调整”政策，在确保留下生产骨干的同时，再度分流了相当规模的职工和管理人员。自3月28日至6月28日的三个月，第三批再次下放职工83人，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经过三次“大下放”后(也有部分人调出，人数不祥)，全厂人数由高峰时的245名，到仅剩下82名干部工人，（全厂仅留下女工一人）但我们终于保住了厂里的生产管理方面的基本骨干力量。

4、组织建设与政治运动

1957年，我厂工人薛汉梅、佘勤、陈培礼、王玉彬同志被吸收入党。同年，在全国范围的“反右”斗争中，铸工崔希邠（内邱县，北阳村人，炉前工，时年，60多岁）和原工会主席，锻工元凤山同志被错划为右派。

1958年，按县政府统一安排，原属手工业联合社的集体企业。蹄炉社、白铁社、铁业社等五社合并到我厂。随着原在各社的原步高、张家珍等十几名党员转入我厂，我厂党员人数大增，支部力量得到扩大。时隔不久，李在珩(武安、刘庄村人)同志自县社调来并被任命为我厂党支部书记。（自张九月同志于1955年调出后，我厂书记一职一直空缺至今）

1961年，铸工崔希邠主要因对“低指标”吃不饱，说了些怪话，发了些牢骚，有一次还把“稀饭”公开倒掉。（按坏分子身份）被开除回乡（在17年后的1978年始得到平反，但已病故）。

1963年，我厂由县被正式上划至邯郸地区，隶属专署“农机局”“轻工局”领导，全部资产同时划转。

1964年，3月15日，由地县联合组织的工作组，在邯郸专区工业局局长成建儒亲自带领下和县工业局窦振科、师君臣等人进驻到我厂。在我厂进行了为时34天的全地区“五反”试点工作，试点结束后，又在5月份开始进行“四清”工作试点。这两次运动影响很大，对我厂干部工人提高组织纪律、克服不良习气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运动中“左”的倾向较为严重，有些事情被夸大。有很多过“火”的行为，对一些干部职工造成了伤害。我厂今年的工作成效十分显著，但，因为作“五反”“四清”的试点，所以未能参加专署工业局的年终评比。这是有着“十年红旗不倒”之称的我厂，在文化大革命前未能当上模范，为数不多的一次。虽然不是模范，年终，因工作成效显著，我厂厂长牛成邦代表邯郸地区机械行业，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机械工业会议。

5、机械化建设之路

1958年，从“东厂”（现电力公司所在地）搬到“南厂”（现址）之前，我厂仍未摆脱手工、小工业作坊性质的劳动，当时的设备状况为：烘炉：8盘，15马力柴油机：1台，4-8呎圆车：3台，16吋刨车：1台，台钻：4台，6角车床：1台，套丝床：1台，在1958年党中央号召实行机械化，让“机械元帅升帐”时，中共武安县委也作出“全党全民大搞机床生产”的决定，并成立了“武安县机械办公室”。后来，我厂才开始购买和自制了一大批“土设备”武装了自己，提高了机械化水平。

1960年，据档案资料介绍，工人的实际生产状况为：98名机械化，44名半机械化，还有纯手工操作的工人24名。机械化程度比1959年提高了13.7%，据统计，通过厂内搞了一系列的创造和革新，相当于共节省了劳动力：27人，全年创造价值：35000元。

1961年，全部设备有：有元车4-1.2丈：12台(4-1.2丈指床身的有效长度)、刨车：3台、钻车：3台、龙门刨：1台、自动铣车：2台、夹板锤：1台、轧板机：1台、0.5吨化铁炉2座。

1964年，中专生郭翠英、毛淑平被分配到厂，这是自建厂以来分到我厂的第一批知识分子。在此之前，虽然我们有一大批觉悟很高、操作技术很优秀的工人，但普遍文化程度太低，厂里没有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平时，指导生产用的全是“画”，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图”，随着职工成份构成发生了变化，我厂综合水平也在逐渐提高，通过几年的发展，逐步实现了在由“小作坊”向“小工厂”转变后，走出的第二步，实现了由“铁工厂”到“机械厂”的战略转变，为以后的水泵、车床、凿岩机等一系列机械产品的开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东厂门前合影